煤油灯芯烧到了底,火苗矮下去,又挣扎著躥起来。 陆沉搁下笔,把最后一页稿纸摊在桌上晾乾。 水是自己兑的,太稀,写到纸背透出一团团洇跡。他拿起稿纸凑近灯光,逐字检查了一遍。 没有错字。 陆沉把十二页稿纸齐整整,用棉线扎好,在封面上写了一个字——《吃》。 窗外还黑著。 五月的易县,凌晨五点多天边才见一点灰白。 土坯墙挡不住山里的凉气,他只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汗衫,胳膊上起了一层细小的疙瘩。 行李就堆在炕尾。一个军绿帆布包,一个网兜,装著全部家当。 帆布包侧兜里插著返城手续:公社的介绍信、大队的证明、县知青办的审批表,三个红戳齐全。 还缺最后一道——回燕京后到街道报到,换城市户口。 火车票夹在手续中间,后天的,保定到燕京,硬座,两块四。 陆沉把《吃》的手稿压在褥子底下,和返城手续放在一起。 这篇东西他写了大半个月,底子是真实经歷,內容融入了后世余华的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。 刚到易县那年冬天,生產队分的口粮不够吃,他把玉米面掺上榆树皮磨的粉蒸窝头,咬一口满嘴涩,咽下去胃里烧。 后来连榆树皮都不好找了,漫山遍野被扒得精光。他饿得半夜睡不著,躺在炕上听自己肚子叫,那声音在土坯房里来回撞。 而为了熬过长夜,人们只能像许三观那样,在黑夜里靠嘴皮子“做”了一顿虚幻的红烧肉。 写的虽然是极度的飢饿,但全文五千字,没有出现一个“饿“字。 去年在县里,他见过一本《人民文学》。刘心武的《班主任》,满纸都是“救救孩子“的眼泪和控诉。 那种写法,1978年很新,但他知道,十年后会被另一种写法取代——写实。不写悲伤,不写痛苦,只敘述事实,让读者自己去体会那种沉重。 陆沉蹲下身从炕沿底下摸出一个铁皮饼乾盒,打开,里头是他这几年攒的全部积蓄——三十七块四毛钱,一沓粮票,几张布票。 这些积蓄,估计最多只够他回燕京两个...